全球體育權力轉移 把握體育發展浪潮 打造體育仲裁中心
- 霍啟剛Kenneth Fok
- 7月28日
- 讀畢需時 3 分鐘
體育仲裁最早在歐美國家發展，現時亞洲的體育爭議解決發展步伐持續加快，日本、泰國、內地均成立了專門解決體育爭議的機構。香港備有完善法律制度，背靠祖國，乘着國家體育發展，實在有獨特而優厚條件逐步發展成國際體育仲裁中心。
亞洲體育水平攀升
全球體育權力轉移
歐洲和美國是傳統的體育中心，但毫無疑問亞洲國家的體育水平正在攀升。亞洲地區舉辦愈來愈多重大體育賽事，同時愈來愈多國際和亞洲聯合會由亞洲人擔任高層職位，特別是中東國家，例如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2029年沙特阿拉伯亞洲冬運會、2030年多哈亞運會、2034年利雅得亞運會。由於可見，體育界在全球發展動態及權力分佈有所轉變。
「體育強則中國強，國運興則體育興。」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2024巴黎奧運中國體育代表團時指出，「中國體育代表團的優異成績，既是我國體育事業發展進步的集中體現，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成就的一個縮影，充分彰顯了新時代中國力量」，「將中華體育精神和奧林匹克精神發揚光大，讓中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交相輝映，生動詮釋了新時代中國精神」。
國家體育投入巨大
香港更應把握浪潮
事實上，國家在體育方面有巨大的抱負，在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下，中國的體育產業產值將達到5萬億元，佔GDP的2%。隨着相關增長，相信未來將會有更多的體育盛事能獲得國家支持，包括自主知識產權及賽事等，因此預期對體育產業特定的仲裁和調解服務的需求會繼續增加。內地正正意識到相關需求會變得殷切，早於2023年2月國家體育總局中國體育仲裁工作小組成立，至去年12月31日國家體育總局體育仲裁中心在北京揭牌成立。
筆者認為，香港在體育爭議解決方面具有獨特而重要的角色。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有關香港的段落就加入了「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可看出香港「內聯外通」定位的重要性，既與內地相連亦能橋接世界。隨着體育市場日漸擴展，內地公司與外國體育單位將會更頻繁地進行商業合作，憑藉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我們可以很好地作為調解和仲裁的中心，充分把握這一波體育專業發展浪潮。
最新修訂的CEPA協議允許香港資金的大灣區公司使用香港作為仲裁地，更是加強我們在這方面的獨特角色。在香港的背景下，設立體育仲裁中心完全符合政府在專業化和商業化體育方面的倡議。
發揮內聯外通優勢
打造體育仲裁中心
體育界不時發生選拔風波、比賽爭議，同時非傳統體育運動亦日益普及，我們亦面臨多個國家體育協會爭奪管轄權的問題。香港曾發生過兩個協會組織之間的爭議，其中一方將案件提交給國際體育仲裁法庭（ICAS）進行仲裁，但所涉及的成本和心力非常巨大，因此ICAS在香港所涉案件的實際應用非常有限。
目前香港的體育爭議，港協暨奧委會扮演着調解的角色，從中斡旋。然而，筆者也思考到港協暨奧委會在專業性和公正性方面，不一定是最適合處理爭議的一方，因此必須有第三方中立的仲裁機構就爭議作出公正的決定。就如以往屬港協暨奧委會下屬委員會之一的香港運動禁藥委員會，已於2023年正式改名為中國香港運動禁藥管制機構，並在董事會監管下獨立運作，此舉正正是因為港協暨奧委會不應既負責測試運動員，又擔任派遣運動員作賽的同一機構，故此設立一個公正的仲裁中心是發展良好體育機構管治的重要基石。
成立仲裁中心的核心需要高質量的人才，香港擁有大量具備豐富法律知識的人才。而在今年6月，中國香港奧林匹克學院與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曾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推廣體育爭議解決培訓計劃。筆者希望有關計劃能協助體育界的年輕持份者，特別是為退役運動員創造轉型機會，在支持體育仲裁產業發展之時，同時亦為他們提供不同的發展途徑，讓香港運動員及體育事業有更廣闊、更長遠發展路途。
霍啟剛
立法會議員（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
香港奧林匹克學院主席
原文刊於：香港《香港01》
刊登日期：2025-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