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從長遠考慮解決香港郵政發展問題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舉行會議，審議向郵政署營運基金注資46億元的撥款申請，社會上有不少討論和不同意見。筆者認為，有關爭議凸顯了政府理財及公務員體系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有必要深入探討。
先談談事件的歷史背景。香港在臨回歸前通過《營運基金條例》，將原屬一般政府部門的郵政署、機電工程署、公司註冊處及土地註冊處等，改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希望引入更為靈活、市場化、某程度類似商業機構的營運模式，通過對內及對外收取各類服務費用及公私營合作經營，達至自負盈虧以至賺取利潤，幫補庫房收入。
事實上，在郵政署轉為營運基金並易名「香港郵政」運作的頭3年，基金通過收取各類郵費（客戶包括其他政府部門）及售賣當年相當盛行的紀念郵票，錄得多達26.6億元的盈利。但好景不常，香港郵政自1998／99年度起便連續5年錄得虧蝕，之後十多年的「業績」亦浮浮沉沉，自2017／18年度起再連蝕8年。上年度香港郵政的虧蝕額高達8.2億元，預計未來3年會再蝕多約41億元，因而需要向立法會申請注資救亡。
香港郵政解釋長年虧蝕的原因，包括全球經濟環境變化、地緣政治局勢升溫、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油價與運輸等成本上漲，以及電子通訊普及改變了市民生活習慣，愈來愈少人寄信和集郵等等。但其實上述轉變和挑戰，私營的郵遞及物流公司也同樣面對，然而許多這類公司，成功把握全球電子商貿業務的迅速發展，在過去十多年愈做愈大，服務亦愈來愈好。
香港郵政近年愈蝕愈多，底因是未有好好適應市場變化、適時把握電商業務等新的發展機遇，在傳統業務上亦未能在價格及服務質素方面，與私營的物流服務營運者競爭。有郵政署前署長早前撰文透露，任內曾與三家國際物流巨頭商談合作，但有關部門要求相關合作一定要有賺無蝕、零風險，終令相關商討告吹，錯失改革良機。
此外，香港郵政雖然在賬目上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但實際上大部分員工都是公務員，絕大部分行政、財政操作都要跟足公務員系統的規條，包括調整郵費及其他服務收費，向員工派發花紅及其他薪酬福利調整，進行採購、服務外判及與外間機構合作等，全部都要經一般政府程序審批，「綁手綁腳」自然難以有效營運。
筆者明白，香港郵政作為一個公營部門，肩負向市民提供基本郵政服務的公共使命，難以直接與私營的物流公司比較。例如每天的收信派信，即使使用人數日漸減少，明知會蝕錢也必須繼續保留，不可能像私人企業般簡單地減人、減服務，以至拉閘清盤，將所有公務員遣散。但與此同時，立法會議員也肩負監察政府施政和財政的憲制責任，不可能不問因由，便向多達46億元的撥款投下贊成票。
針對這次撥款，有關部門向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只有12頁，當時已被部分議員質疑資料不足。但有關部門提交給財委會的文件，更進一步縮減至只有11頁，內容也是搬字過紙。對於坊間對改革香港郵政服務提出的各種建議，例如取消營運基金方式營運，重新轉做政府部門，每年通過財政預算案來審批開支；將所有非必要、非核心服務取消，只保留最基本的郵遞服務；或是干脆將其全面公司化，連部分核心服務也改由私營物流公司以外判方式提供等，文件對相關問題也未提及，這與社會的熱烈討論和高度關注相比，存在較大落差。
筆者認為，面對外間的批評，應更主動、積極地解說澄清。切勿予人一種因市民不能不寄信、郵差不能不出糧、議員們不能任由部門「乾塘」暫停服務，便不需深入解釋游說的感覺。這不是行政立法互相配合「同坐一條船」的應有之義。
今次撥款僅足夠香港郵政營運三年，但三年之後該何去何從呢？事件反映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包括規章與思維未能與時並進、因時制宜，缺乏誘因及自由度去節省成本和增加收益，與私人企業合作的種種掣肘等，並不會隨着撥款通過而得以解決。筆者更擔心的是，北部都會區的公私營合作產業發展，以至康文署場地的市場化營運改革等，能否避免出現同樣的問題和結果呢？
霍啟剛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
原文刊於：香港《大公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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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2026-06-26